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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短篇小说印象

时间:2018-10-11 18:18 点击:
就2013年的短篇小说创作而言,叙事的成熟性已经不再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。很多青年作家的作品,都展示了自身很好的艺术智性。但是,我们也不得不承认,有不少短篇

就2013年的短篇小说创作而言,叙事的成熟性已经不再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。很多青年作家的作品,都展示了自身很好的艺术智性。但是,我们也不得不承认,有不少短篇还是显得很单薄,灵动有余而蕴意不足。盖其因,作家的视野仍然受自我所限,未能将人物置于复杂的生存镜像之中。

原标题:2013年短篇小说印象

评论

我们一直视文学的审美功能为最高标准,但是,越来越多的跨学科研究显示,文学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审美存在,它常常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介入到人类的公共生活之中,并不断发挥其特有的、几乎是无可替代的作用。

洪治纲

《2013·中国文选年选》

花城出版社

2014年1月

对于当下一些有影响的作家来说,叙事技能已不再成为他们创作的主要障碍,而思考的深度与视野的宽度,尤其是对公共生活观察与捕捉的敏锐度,才是考验他们创作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——当然,其中同样存在着叙事对思想的承载智慧。

思考胜于裸奔

基于上述这一想法,在遴选时,我更多留意作品对于公共生活的介入深度,也更加关注作品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主体思考及其价值向度。因为在我看来,在短篇这一有限的文体中,巧妙地传达作家深邃的思考,无疑要远胜于作家思想的裸奔。

我想先谈谈毕飞宇的《大雨如注》。它直面我们的教育,准确地说,是直面我们的应试教育所带来的失语症。素质教育作为一个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,这么多年来,始终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。所有的家长、老师和学生,都在以各种方式揠苗助长,以素质的名义摧残孩子的内在素质。更可怕的是,这种极度扭曲的教育模式,已经成为中国人普遍恪守的一种价值理念。我们推崇的是培养杰出的人,而不是幸福的人;我们追求的是教育非凡的人,而不是完整的人。所以,姚子涵从懂事的那一天起,就对自己非常“狠”;她以超乎想象的承受力疯狂地扭曲自己,以至于最终彻底地“失语”。小说中,一场大雨让我们看到了姚子涵的真实生命,可是,这场大雨能浇醒我们那些病态的价值信念吗?我们为什么总是要教育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杰出、卓越和非凡的存在,而不能让他们成为一个完整、自由而又健康的生命实体?

铁凝的《火锅子》、裘山山的《课间休息》、田耳的《合槽》和戴来的《前线,前线》等,是一组思维开阔且耐人寻味的短篇。它们都将笔触深入到老年人的生活之中,演绎了老年人的种种生活模态及其精神困境。其中,《火锅子》围绕着一顿简单的火锅午餐,勾勒了一对年迈的夫妻以沫相濡的生活,诠释了爱、宽容、牺牲、相扶相依等等复杂的精神内涵。《课间休息》则叙述了一位独身老人的日常生活。退休后排遣孤独的唯一方式,就是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,看起来很充实、很有规律,但是,这一切只是不堪一击的假相。《合槽》中的老父亲对于牙齿的关注,与其说是为了抗争衰老,还不如说是为了炫耀——炫耀儿子的“能耐”,也炫耀自己的“福气”,不料却因为假牙的丢失而丧了性命。而《前线,前线》则围绕着性生活的困顿,将退休后的老石抵抗不了本能的诱惑,最终毁掉了自己晚年的体面生活。每一个人都终将老去,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正在向中国逼近,我们的作家在面对这一复杂的公共生活时,虽然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关注方式,但都体现了他们特有的敏捷性。

李敬泽的《赵氏孤儿》,让不同身份的人物,围绕着晋襄公幼子的继位问题,纷纷展示了各自微妙的心态。须一瓜的《第五个喷嚏》、东君的《我能跟你谈谈吗?》、艾伟的《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》和钟求是的《送话》等,则从不同的角度,巧妙地探入人们内心深处某些隐秘的精神空间,由点及面,生动地展示复杂的社会秩序中个体生存的独特性。其中,《第五个喷嚏》无疑是一部典型的女性主义之作。河惠对身体之美、本能欲望的维护,不仅透露了强烈的性别觉醒意识,而且以自身的命运遭遇,撕开了伪善的两性伦理。《我能跟你谈谈吗?》直面死亡问题,让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和一位没有文化的农民,通过交流,剥开了有关死亡和活着的沉重命题。

人是文化与伦理的存在

文学在介入人类公共生活的过程中,总是无法绕过各种人类的伦理观念或准则。这些伦理观念是理性的,又是感性,它附着于人们的内心之中,不是能够用理性可以有效剔除的。金仁顺《喷泉》中的老安和张龙,其实都是死于伦理的重压;而蒋一谈的《透明》中的“我”和杜若,也同样被血缘伦理拉开了内心的距离。张惠雯《醉意》中的她,无法排遣内心深处对婚姻的不满,只能借助一次醉酒宣泄心中的失意。薛忆沩的《剧作家》看起来是在叙述一场无法补救的爱,一次有关自我的拯救,然而,在剧作家的漫长等待中,我们又分明地看到,其中显然还藏着剧作家对自我灵魂的伦理化修筑。与这些日常伦理进行抗争的,还有朱辉的《吐字表演》、付秀莹的《醉太平》、张楚的《野薄荷》、徐则臣的《看不见的城市》等。读这些短篇,我们同样会看到,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头欲望之兽,这头野兽的行动之所以显得小心翼翼,左顾右盼,就是因为有一双伦理的眼睛在注视着它。

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,当然也是一种伦理的存在。从观念到秩序,日常伦理在人类公共生活中,很多时候都体现为精神的规训。当一些具有普适性的伦理规范被颠覆之后,现实秩序或人的生存尊严,都将受到巨大的挑战。譬如,朱日亮的《鹊巢》讲述的是有关房子的事情。老陆一家面临拆迁,无奈之下他们不惜放弃“北京人”的身份,为家庭的未来生存谋求一片天地,可是弱肉强食的现实,还是将他们推向困境。“鸠占鹊巢”,看起来只是一个金钱重构中国社会秩序的结果,但背后却隐含了失序的伦理,正在搜括每一个平民最后一点资本。

万玛才旦的《死亡的颜色》通过别具一格的故事,讲述了情感与伦理之间的冲突。因为父母双亡,尼玛总是将双胞胎的弱智弟弟达娃视为手足。即使达娃不断地冒犯尼玛的女友卓玛,尼玛也从不责怒。他希望以自己的宽厚之爱,温暖达娃并不健全的人生。当达娃去世之后,他又渴望与卓玛迅速结婚,以便达娃能够早日转世。在尼玛的情感世界里,达娃和卓玛都属于不可或缺的存在,然而达娃又像是一根鱼骨,总是梗在日常伦理的咽喉中,差点让尼玛和卓玛的爱情窒息而亡。

就短篇小说而言,它对公共生活的介入可能是有限的,但是,在一个个微观化的生存片段中,在一个个庸常生命的挣扎中,它依然对我们的公共生活做出了各种发现,也提出了各种质询,甚至发出了尖锐的拷问。众所周知,文学所涉猎的,始终是人类的生活及其可能性的状态。它的丰富性和特殊性,源自人类生命自身的复杂性,也源自人类理性认知的局限性。努斯鲍姆曾经强调:“为了达到完全的理性,裁判必须同样有能力进行畅想和同情。他们不仅仅必须培养技术能力,而且也应该培养包容人性的能力。如果缺少这种能力,他们的公正就将是迟钝的,他们的正义就将是盲目的”([美]玛莎·努斯鲍姆:《诗性正义: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》,第171页,丁晓东译,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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